他口中的朱琦，是他唯一的儿子，也是他非常看重的国家建设后辈，听他说完，康克清却一动不动。朱老总有些疑惑，也意识到夫人应该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早在十天以前，朱琦就已经因病去世，在这十天的时间里，家里人已经把追悼会开了，朱琦也已经入土为安。

  在朱琦心中，父亲是所向披靡的大元帅，是国家建立和建设的有功之臣，是无数革命后辈学习的榜样。

  人人皆知，朱琦是朱老总的独生儿子，所以大家以为，他从小到大会受到父亲无限的疼爱。但实际上，面对自己的独子，朱老总的要求会更加严格。

  记忆里，他很少与父亲见面，朱老总常年为了革命工作在外奔波，朱琦一直由母亲抚养和照顾。

  此时此刻，朱老总正在革命前线，为了国家解放事业而奋斗。战场之上，他总是亲临一线，在炮火连天的环境里，一心一意地斗争。

  虽然朱琦就没有见过父亲，但他从母亲和亲朋好友口中听到过许多关于朱老总的事迹。

  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盖世的英雄，虽然没能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但父亲却做着更有意义的事情。

  1937年，朱琦对家里人说，自己想去参军，想去把日本侵略者赶跑，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觉得自身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尽管心中万分不舍，但家里人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朱总的儿子，现在在的手中，万幸的是，对方还不知道他的实际身份，地下党得想办法，在他的实际身份曝光之前，把他给救回来。

  朱老总心中虽然十分担心儿子，但还是一再叮嘱所有参与营救行动的人注意安全。

  朱琦的命是命，营救人员的命也是命，他希望所有人在执行任务时，尽量顾及自己的安全。

  由于人并未意识到朱琦身份的重要性，所以我党的营救行动开展得十分顺利，很快，朱琦就被送到了延安。

  可朱老总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特殊的照顾，你也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搞特殊化。党组织需要你去前线，你就得认认真真执行任务。”

  朱琦本就是一位思想觉悟极高的年轻人，听到父亲的话，他没有一点犹豫，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在最危险的地方历练。

  “您就这一个儿子，忍心看着他每天干这么危险的事吗？要不咱们还是想个办法，把他调到后方来吧。”

  朱老总坚定回答：“想什么办法？没有办法！部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爹妈的儿子，难道每个人的爹妈都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儿子保护起来吗？”

  在他心中，部队当中的每一个战士都是平等的，他的儿子，没有资格，更没有权利去享受特权。

  上世纪40年代，由于腿部受伤，朱琦落下了终身残疾，他只能退出军队一线，在对自己最合适的岗位上继续工作。

  有一年，延安举办宴会，朱老总作为军中首长，自然需要亲自露面，他的儿子朱琦，也跟在父亲的身后，参加了这次聚会。

  聚会结束以后，按照惯例，部队首长们将会被汽车送到驻扎地点。朱德自然也有一辆公车，凭他的身份，也当得起专车接送的待遇。

  此时，工作人员想要让朱琦一起上车，顺便把父子二人共同送回驻扎地，朱琦的腿脚不便，也算是特殊情况就算别人看到了，也不会对此多说什么。

  在他看来，部队当中应该遵守严格的制度，他的儿子，一定不可以因为腿脚不便，就擅自坐车。

  有时候旁观者甚至会忍不住想，朱老总的心肠未免太过冷硬，面对自己的儿子，他有时候的做法毫不留情。

  可作为当事人，朱琦对父亲却始终没有怨言，他知道，父亲所做的一切，父亲讲给他的句句叮嘱，都是为了他好。

  他是一名员，所以要时刻严于律己，需要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作为朱老总的儿子，他更不能给父亲丢脸，不能让威名赫赫的首长蒙羞。

  其实，朱老总不仅对儿子严格，对自己更是严格，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朱琦才会成长为优秀的国家建设人才。

  1955年，全国举行了大授衔仪式，从革命年代一路走来的军中将领，都凭借过往的功绩，获得了相应的军衔荣誉。

  作为中国人民的总指挥，朱老总当之无愧，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成为中的第一人。

  按照相关规定，他每个月可以领到两份工资。其中一份工资是工作岗位酬劳，另一份工资则是元帅工资。

  他认为，元帅只是一个头衔，他并没有在元帅对应的岗位上做出什么实事，因此，他坚决拒绝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对元帅工资辞而不受。

  况且，当时的中国经济条件十分落后，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

  一切工作都需要金钱的支撑，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绝不愿意因为一己私利，损害国家利益，哪怕这份利益是他应得的。

  不管旁人如何劝说，他都不接受元帅工资，就连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出面劝说，朱老总也一再推辞，态度坚决。

  由于朱家人口众多，所以朱老总的工资，常常入不敷出，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不搞特殊化的朱老总，还主动向党中央申请，降低自己的工资水平。

  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带头，主席甚至明确表态，在这段苦难时期熬过之前，他坚决不抽烟，不吃肉。作为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朱老总自然也不甘落后。

  朱老总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在自家门前刨出了一块地，自给自足，种起了新鲜蔬菜。他们不仅自己吃，还会把这些蔬菜送给党中央的同僚以及朱老总手下的士兵。

  占据着社会群体大多数比例的工人阶级，需要开展国家建设工作，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各大行业的基层和一线，目前正处于人才紧缺的情况，朱琦来到铁路局，也从最基层的工人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

  在单位里，人人都知道朱老总的名号。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个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劳动模范朱琦，就是朱老总唯一的儿子。

  他不依靠父亲的光环，不依靠家庭的背景，硬生生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事业发展之路。

  他曾经坐过儿子亲自驾驶的货车，看到过儿子在工作岗位上一丝不苟的模样，那是属于一位共和国工人的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1972年，朱琦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管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继母，都希望他能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好好调养身体。

  但当时单位正是缺人的时候，各项重要工作都需要朱琦亲自处理，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忙起来就变成工作狂，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休息。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病情也越拖越严重，一直到1974年，他的精力实在难以为继，才不得不选择病退。

  与其执着留在岗位上，拖累其他同事的工作，不如该退则退，不去影响集体的工作成果。

  他挂念儿子，只得时常让夫人康克清给朱琦家里打电话，通过电话线听听孩子的声音。

  大约是年事已高，他在后辈们的面前也不再维持身为元帅的威严，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位慈父，在面对朱琦，面对他唯一的儿子时，呵护备至，嘘寒问暖。

  通常情况下，康克清隔个两三天，就会给朱琦家里打电线日，朱老总猛地发现，夫人已经十天没有与孩子联系了。

  她经常出门，不知道去了何处，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朱老总只记得，她每天回来时，脸上都是疲惫的神色，眼睛还红红的，仿佛痛哭过一场。

  想来想去，他的心脏不受控制跳动起来，或许是父子有所感应，他竟然第一时间联想到，朱琦可能出了问题。

  在朱老总的反复询问之下，康克清终于对他说了实话，原来早在十天前，也就是6月10日，朱琦已经因为心脏病发，不治身亡。

  整整十天过去，作为亲生父亲，朱老总这才得知自己的儿子早已不在人世的消息。

  他好像一瞬间更加苍老，沉默许久之后，终于缓缓开口说：“你们做得不对，一开始不告诉我，让我现在才知道，他上过中央党校，也在基层干过，现在走这么早，可惜了，可惜了……”

  他的语气中满是辛酸，一个父亲如何能在面临儿子的死讯时，还保持平静的情绪呢？

  接下来两年的时间，也是朱老总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时常想起朱琦，想起自己唯一的儿子。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对得起组织上的托付，对得起人民群众的期盼。可是作为父亲，他对朱琦，有着深深的愧疚。

  得朱老总耳濡目染的朱琦，是一位优秀的国家建设栋梁之材，可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未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身为父亲，朱老总大爱无言，始终用沉默的爱笼罩着朱琦，也笼罩着他深深牵挂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