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杜比萨河畔。一头是纳粹德军第6装甲师“劳斯战斗群”，另一头是一辆“孤胆英雄”般的苏军重型坦克。

  德军开动4门反坦克炮隐蔽接近苏军坦克，连开8炮，发发命中。正当德军炮手欢呼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苏军坦克调转炮塔，一炮将一门反坦克炮轰上了天。杜比萨河畔，这座“钢铁堡垒”凭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切断了德军补给线，让德军无可奈何。

  这辆传奇的坦克，正是苏联KV重型坦克。这辆坦克的设计，出自苏联坦克设计师约瑟夫·雅科夫列维奇·科京之手。

  在科京的坦克设计生涯中，他所研制的KV、IS系列重型坦克被称为“德军士兵的噩梦”，极大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

  1937年，年仅29岁的科京被派到基洛夫工厂主持研发工作，令不少人大跌眼镜。

  早在捷尔任斯基军事技术学院上学时，科京就曾受到基洛夫、布柳赫尔、图哈切夫斯基等苏联领导人青睐。同时，作为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女婿，科京的能力不可避免地招来质疑，有人称他为“政治设计师”。

  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股从伊比利亚半岛吹来的风，让苏联坦克工业界感到阵阵寒意。

  西班牙内战，苏联援助的BT-5和T-26坦克战场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连累”到苏军视若珍宝的T-28和T-35多炮塔坦克在业界的评价。复盘西班牙坦克战后，苏联军方得出结论：苏军急需一种通用坦克，比T-26坦克装甲更厚、火力更强，比T-35坦克机动性更好。

  苏联政府的“招募令”一发出，苏联的两个坦克生产中心当即应征“揭榜”：其中一方，是由科什金担任总设计师的哈尔科夫工厂；另一方，就是由科京担任总设计师的伏罗希洛夫工厂、布尔什维克工厂和基洛夫工厂。

  此时，世界坦克设计界弥漫着一种“坦克炮塔越多越好”的风潮，装配了5个炮塔的T-35坦克，正是这种设计理念的集大成者。然而，斯大林曾将T-35坦克形容为“移动的百货商店”，认为T-35只能“等着挨打”。在多次与战场归来的苏联官兵交流后，科京也发现，许多人都对这种多炮塔坦克颇有诟病。

  1938年4月，苏联军方提出，开发一种“带5座炮塔、能在1200米外抵御76.2毫米炮弹直接打击的重型坦克”。科京理智判断，对于坦克设计而言，拥有5座炮塔和保持高水准装甲防护水平，两项要求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与军方反复沟通后，他最终确认了配备2座炮塔的SMK重型坦克方案，其火力将不亚于5座炮塔的坦克。

  科京始终坚持自己对坦克发展的新趋势的判断。他在这项方案中，暗藏了设计单炮塔坦克的“伏笔”——SMK坦克上的“副炮塔”在设计上完全独立，可以每时每刻取消，而不影响坦克的整体功能。

  自“招募令”发出后，科什金拿出A-20和A-32坦克的设计的具体方案，科京也带领团队制造出SMK、T-100和KV坦克样车。十分默契的是，两方拿出的“压轴”武器A-32坦克和KV坦克，都是逆主要流行趋势的单炮塔坦克——科京所研制的KV坦克，正是SMK坦克的“升级版”。通过一场场战争检验，坦克设计师们意识到，多炮塔坦克火力十足，却往往伴随着防护力减弱、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过高等缺陷。

  从设计论证到定型生产，这场两大坦克“巨头”的同台竞技终于迎来“决赛”——

  在莫斯科进行展示后，几辆坦克样车直接被运往前线重型坦克旅的一个坦克营。战火硝烟中，KV坦克以极为亮眼的表现走上了历史舞台。突破对手主要阵地时，一个装备了KV坦克的坦克排完整地通过防线，没有被任何炮弹打穿。KV坦克配备可以向后扫射的机枪，成功击退了许多绕到坦克后方的敌方反坦克兵。

  苏联军方对KV坦克的表现既惊又喜，将其编号为KV-1，正式列装部队。经此一役，科京声名大噪。

  科京并不是一个只关心设计的理想主义者。成为3家坦克工厂的“掌门人”后，他努力在现实需求、战场前瞻和军方高层的倾向之间找到平衡。正因如此，KV系列坦克最终顺利“出圈”并量产，成为苏联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重型坦克。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有一幕场景，极端情况下，盟军不得不用“”来对抗德军“虎”式重型坦克。参加过二战的美国老兵，曾形容“虎”式坦克是“一种精神的压力、一场难以言喻的噩梦”。

  1943年1月，苏军在列宁格勒前线缴获一辆“虎”式坦克。此时，距离该型坦克首次投入实战仅过去几个月。苏联军方在试验后得出结果，“虎”式坦克搭载高初速的88毫米加农炮，能在2000米外轻易击穿苏联任何坦克的装甲板，威力已超过KV重型坦克。

  当苏军一向引以为傲的“钢铁堡垒”撞上对手，苏联前线强烈要求“尽快提供搭载大威力坦克炮的坦克”。

  其实，早在“虎”式坦克出现前，科京已经带领设计团队进行技术攻关。缴获“虎”式坦克后，科京如获至宝。为了检验各种火炮对“虎”式坦克的穿甲效能，他和团队以缴获的“虎”式坦克为靶，进行了各种火炮的实弹射击，并将收集来的数据用于改进苏军坦克。

  当时，哈尔科夫工厂曾提出以T-34坦克为基础开发T-43通用型坦克，将战斗全重保持在35吨以下，搭载1门85毫米火炮，通过“以快制慢”，抵消“虎”式坦克在火力方面的优势。科京却坚持正面对抗。他希望在KV坦克基础上继续开发重型坦克，和“虎”式坦克硬碰硬。

  这份坚持，来源于他对重型坦克的执念和自信，也和战场的传言有关——据说，不少苏军士兵与“虎”式坦克遭遇后，患上了“‘虎’式恐惧症”，不敢与其正面交锋。

  在科京主导下， IS重型坦克应运而生。IS-1坦克的战斗全重为44吨，采用高速穿甲弹时，能在1000米的射击距离击穿130毫米厚的垂直钢装甲。而“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厚度为102毫米，正处于攻击范围内。IS-1坦克的诞生，标志着苏军有了和“虎”式坦克正面“掰手腕”的利器。

  科京并未止步于此。库尔斯克会战后，他得知炮兵使用A-19型122毫米加农炮对付“虎”式坦克效果出色，就立即对A-19加农炮做改造。科京重新设计了A-19加农炮的炮架和防盾部分，将其改装成供IS坦克使用的D-25T坦克炮。

  莫斯科西部，库宾卡火炮试验场。苏联军方代表静静等待着安装D-25T坦克炮的IS-2坦克“首秀”。

  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炮弹呼啸而出，径直穿透一辆“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也成功击穿了“虎”式坦克的侧装甲。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科京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这场演示过后，斯大林喜出望外地表示：我们要用这种坦克去赢得战斗！

  IS-2坦克在战场上的表现没有让人失望。1944年8月，苏军进入罗马尼亚境内作战，一个IS-2坦克连向德军“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的“虎”式坦克连发起攻击，以一发122毫米炮弹在3000米距离外击中“虎”式坦克，让德军大受震动。德军“虎”式坦克连匆忙还击，却难以突破IS-2坦克坚固的装甲防御。

  二战期间，IS-2坦克取得辉煌的战绩——甚至有一辆IS-2坦克与德军一个坦克连交手，连续击毁德军7辆坦克，自身毫发无损。IS-2坦克屡屡担任苏军冲锋陷阵的利器，从苏联境内一路突破敌军防线，打到了德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

  二战进入尾声阶段，科京团队在IS坦克基础上先后进行多个改型的设计，却大都未能投入生产。

  1947年，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研发苏军战后第一代主战坦克。在这场新一轮的坦克“竞赛”中，科京遗憾败北。老对手科什金的继任者莫洛佐夫提交的T-54坦克方案胜过了科京团队，赢得苏联军方的青睐。

  几年后，苏军决定停止装备重型坦克，转而专心发展主战坦克。科京为重型坦克几乎倾尽全部心血，得知这一条消息，他受到很大打击。但这种消沉并未持续太久。接受现实后，科京很快打起精神，转而将精力放在人才教育培训上。

  让新人直接参与设计，使他们得到最大限度的锻炼——这是科京一贯以来的人才教育培训理念。早在上任之初，他就不遗余力地从各条战线上吸收有才能的年轻人，到了此时，科京有意识地将研发工作交到年轻设计师手中。

  曾有人向科京提出“抗议”：让新人直接参与设计，不但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还会拖累研发进度。科京却坚持，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成绩，更要把目光投向远方。

  为了让技术骨干多向年轻设计师传授经验，科京在设计局里组建培训班。他常常亲自授课，将经验丝毫没有保留地传授给新人。在科京培养下，沙什穆林、巴雷科夫和沃罗比耶夫等人成长起来，成为苏联新一代坦克设计师。

  科京始终相信，技术创新需要具备前瞻性眼光，要敢于打破“思维的墙”，在各种可能性中抓住机遇。受到科京理念影响，他的继任者也将重点放在开发具有重大技术优势的“超时代坦克”。大名鼎鼎的T-80“飞行坦克”，正是他们的心血之作。

  1968年，花甲之年的科京从苏联军方争取到“219工程”研制项目后，心满意足地功成身退。他将肩负多年的重担，郑重交托给年富力强的继任者尼古拉·波波夫。临别前，科京深情亲吻自己的办公桌。他对波波夫说：“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胜利，好好干，！”

  承袭了科京的意志，1976年，波波夫带领团队完成“219工程”，推出T-80主战坦克；同年，T-80坦克正式列装。

  1979年10月21日，科京逝世，享年71岁。这位苏联“重型坦克之父”，永远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红色铁流”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