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更知他主政湖广期间，一手打造了汉阳铁厂这座＂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钢铁联合企业。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被誉为＂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的庞大工业基地，竟在一战期间沦为日本人的＂提款机＂。从最初的＂自强利器＂到最后的＂他国摇钱树＂，汉阳铁厂这段曲折的命运转折，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1894年初春，湖广总督张之洞站在龟山之巅，俯瞰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的这片土地，心中已然勾勒出一座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宏伟蓝图。这位主政两湖十余载的封疆大吏，此时正面临着一个重要抉择：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中国最大的铁厂。

  当时的中国，已经被英国人誉为＂睡狮＂，洋务运动如火如荼。李鸿章在天津创办机器局，左宗棠在福建建军械所，曾国藩在江南掌管制造总局。而张之洞却瞄准了一个更具野心的目标——他要建造一座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

  为什么选择在汉阳建厂？张之洞曾在一份奏折中这样写道：＂汉阳据江汉之会，水达，运输便利。＂确实，这里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重要的是距离大冶铁矿仅百里之遥。张之洞派出的考察队伍发现，大冶铁矿的储量丰富，铁矿品位高达60%以上，这在当时可谓世界一流水平。

  1894年农历三月初八，张之洞正式上书朝廷，请奏开办汉阳铁厂。此时的张之洞已经58岁，但他仍以惊人的魄力开启了这项浩大工程。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甚至不惜典当自己的财产。当时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张之洞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永乐大典》典当，换来白银三万两投入到铁厂建设中。

  建厂之初，张之洞便立下了＂三不规矩＂：不用洋人管理，不用洋人会计，不用洋人采购。他从比利时请来的工程师泰勒斯，仅负责技术指导。张之洞坚持要培养本土人才，他在铁厂旁边专门开办了工业学堂，选派年轻学生赴德国学习冶金技术。

  1894年冬，第一批机器设备从比利时运抵汉口码头。当时恰逢长江枯水期，张之洞便组织了数百名民工，用人力将重达数十吨的设备一点点拖上岸。为了节约开支，他甚至让工人们就地取材，用汉阳本地的青砖来建造厂房。

  1895年春，汉阳铁厂的第一座高炉开始建造。张之洞几乎每天都要来到工地视察，有时甚至待到深夜。当地百姓经常能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大人，披着棉袄站在工地上，和工程师们讨论建设细节。

  1896年春节前夕，汉阳铁厂的第一座高炉终于点火成功。当第一炉铁水流出来的时候，在场的工人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张之洞拿起第一块铸就的生铁，久久不愿放手。这块生铁后来被制成了一面匾额，上面镌刻着＂铸国之基＂四个大字。

  然而，汉阳铁厂的建成并非一帆风顺的结局，反而是一系列困境的开始。1896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席卷武汉三镇，铁厂的部分厂房被淹，刚刚建成的运输码头也遭到严重破坏。这场灾害给铁厂造成了15万两白银的损失，几乎耗尽了当时铁厂所剩无几的流动资金。

  更为棘手的是资金问题。朝廷虽然答应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支持铁厂运营，但实际上只拨付了一次就再无后续。当时的湖广总督衙门每月收入不过30万两左右，而仅铁厂的月度经营成本就需要25万两。1896年下半年，铁厂甚至一度发不出工人的工资，不得不用库存的生铁抵押给汉口的钱庄借贷。

  原料供应的问题同样令人头疼。虽然大冶铁矿距离汉阳不远，但煤炭供应却成了一个难解的难题。当时就近的萍乡煤矿年产量仅有3万吨，远不能够满足铁厂的需求。无奈之下，铁厂只能从河北唐山的开平煤矿购煤。一船煤炭从唐山运到汉口，往往要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1897年初，一艘运煤船在途中遭遇风暴沉没，导致铁厂不得不暂时停产。

  运输成本更是令人咋舌。从唐山运来的煤炭，每吨成本高达17-18两白银，加上装卸费用和陆路运输费用，最终到达铁厂时已经接近20两。而当时市面上生铁的售价也不过20两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仅煤炭成本就已经吃掉了产品几乎全部的利润。

  1897年春，一件意外事件进一步加剧了铁厂的困境。一批从比利时订购的备用零件在运输途中被英国海关扣留，理由是这批货物可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耽搁就是三个月，导致三座高炉中的两座不得不停产检修。

  为了节省成本，铁厂开始尝试就近开采煤矿。在距离汉阳约200里的黄石港附近，地质人员发现了一处煤矿。但开采出来的煤质量不佳，焦炭率低，根本没办法用于炼铁。这次失败的勘探又白白耗费了铁厂5万两白银。

  人才匮乏也是一个严重问题。虽然张之洞坚持培养本土技术人才，但培养一个合格的冶金工程师需要至少三到五年时间。1897年底，比利时技术顾问团的合同即将到期，而此时中方的技术人员还远未能完全掌握高炉操作技术。续约谈判中，比利时方面狮子大开口，要求将技术指导费用提高一倍，这对已经捉襟见肘的铁厂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面对这些困境，铁厂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缩措施。原计划的六座高炉扩建工程被迫搁置，工人的工资也被削减了两成。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到1898年初，铁厂的亏损已经累计超过100万两白银。此时的汉阳铁厂，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飘摇的大船，急需一个转折点来改变命运。

  1898年的一个深秋夜晚，一艘悄然驶入汉口码头的日本商船，为汉阳铁厂带来了命运的转折。船上载着日本三井财团的代表团，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谈判收购汉阳铁厂的股份。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期，国内钢铁工业急需扩张。三井财团看中了汉阳铁厂的地理位置和原料优势，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中了这家陷入困境的企业的潜在价值。起初，三井提出以200万日元的价格收购铁厂30%的股份。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张之洞的拒绝。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899年初，朝廷突然下令要求各省缩减经费，张之洞主政的两湖地区被裁减了近百万两白银的年度拨款。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的商人也开始对汉阳铁厂表现出兴趣，他们提出的条件比三井更为苛刻。

  1899年4月，在多方压力之下，张之洞不得不重新考虑三井的提议。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三井出资250万日元，获得汉阳铁厂25%的股份，同时负责铁厂产品在日本的销售。这份协议还包含一个特殊条款：三井一定要保证每年向日本出口至少5万吨生铁。

  协议签订后，日方迅速派出了一个技术团队进驻汉阳铁厂。这个团队由著名冶金专家龟井正直带领，成员包括20多名日本工程师。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炼钢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

  1900年春，在日方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铁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技术改造。第一号高炉的内衬被全部更换，鼓风系统也进行了升级。这次改造耗资15万两白银，但效果立竟显现：高炉的日产量从原来的30吨提升到了45吨。

  然而，随着日方影响力的扩大，铁厂的经营方向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原本计划中的军工生产线被一再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面向民用市场的普通钢材生产。更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铁厂的出口方向开始单一化，绝大部分产品都运往日本。

  1901年底，一份来自日本外务省的密件显示：汉阳铁厂慢慢的变成了日本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供应基地。当年输往日本的生铁达到了7.2万吨，远超原定的5万吨指标。而这些生铁的价格，仅为国际市场行情报价的70%左右。

  1902年初，三井又提出增资扩股的要求。这一次，他们提出要将持股票比例提高到40%。尽管张之洞再次予以婉拒，但三井已经通过种种渠道在铁厂内部安插了大量亲日势力。从采购到销售，从技术到管理，日方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其25%的持股比例所能体现的范围。

  此时的汉阳铁厂，表面上仍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但实际上慢慢的开始沦为日本工业的原料供应商。这种转变是如此隐蔽而又不可阻挡，以至于当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席卷全球的大战，意外地为汉阳铁厂带来了一个空前的＂机遇＂，但这个＂机遇＂最终却成全了日本。

  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的工业生产迅速转向军工领域，造成了亚洲市场钢铁供应的巨大缺口。1915年初，日本钢铁价格较战前翻了近两番。三井财团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大幅度提高了从汉阳铁厂的采购量。

  1915年2月，三井向汉阳铁厂提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方案：铁厂全部的产品必须优先供应给日本市场，价格则维持在战前水平。这个明显不平等的条款，在当时的铁厂管理层中引发了激烈争论。但在日方持股代表的强势推动下，这份合同终究是得到了通过。

  为了扩大产能，三井在1915年下半年追加投资100万日元，用于铁厂设备改造。第二座和第三座高炉被全面翻修，新增了两条炼钢生产线年初，铁厂的月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2万吨。然而，这些增产的收益却几乎全部流向了日本。

  一组数据清晰地显示了这种不平等：1916年，汉阳铁厂向日本出口的钢铁产品达15万吨，平均价格为每吨28日元，而同期日本国内的钢材市场价格已经飙升到每吨120日元以上。仅这一项差价，就为日方带来了超过1300万日元的暴利。

  1917年春，美国参战后，全球钢铁价格再次暴涨。此时日本国内钢材市场价格已达到每吨180日元，而汉阳铁厂的出口价格仍被锁定在30日元左右。面对中方管理层的质疑，三井以＂遵守长期合同＂为由拒绝调整价格。

  更令人愤慨的是，三井开始利用其在铁厂的影响力，暗中操纵原料采购。1917年下半年，铁厂的煤炭供应忽然出现紧张，被迫从日本进口煤炭，价格却比国产煤炭高出近一倍。后来调查发现，这次＂煤荒＂是三井刻意制造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铁厂的生产成本。

  1918年初，一份秘密统计报告数据显示：自战争爆发以来，仅通过价格差额，三井就从汉阳铁厂获取了超过2000万日元的利润。而同期铁厂支付给中方股东的分红，总计还不到100万两白银。

  战争的最后一年，情况变得更极端。1918年6月，三井以＂技术改造＂为名，强行停产了铁厂最先进的第三号高炉。这导致铁厂产量骤减，没办法完成其他订单，只能专注供应日本市场。而此时的日本，慢慢的开始在东北悄然布局新的钢铁基地。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汉阳铁厂已经实质性地沦为日本工业的原料供应基地。这座曾经让张之洞寄予厚望的＂自强利器＂，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创造的利润，几乎相当于其建厂初期总投资的十倍。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1920年代初期，随着战后经济危机的蔓延，汉阳铁厂迎来了新的转折。1921年3月，日本钢铁市场行情报价开始暴跌，三井财团对汉阳铁厂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

  1921年夏，三井突然宣布削减订单量。原本每月15000吨的采购量降至8000吨，这一决定导致铁厂库存迅速积压。更为严峻的是，三井同时收紧了技术上的支持。原本常驻的20多名日本技术人员，到1921年底只剩下5人。

  1922年初，一份来自日本外务省的备忘录泄露了三井的真实意图：鉴于满洲钢铁基地已经初具规模，汉阳铁厂的战略价值正在降低。同年4月，三井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提议：以3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其在铁厂的全部股份。

  然而，这个提议背后暗藏玄机。在撤资谈判过程中，三井坚持在合同中加入一项特殊条款：新的收购方必须继续履行此前与日方签订的所有供货协议。这其实就是想继续控制铁厂的产品销售渠道。

  1923年春，一个更大的危机降临。关东大地震重创日本经济，三井的出现困难。他们开始加快撤资步伐，不惜以低于市场行情报价的方式抛售股份。这种行为引发了其他投资者的恐慌，导致铁厂股价持续下跌。

  192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派员调查发现，三井在撤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不正当手段。他们不仅转移了大量技术资料，还试图破坏部分重要设备。在第三号高炉的维修记录中，发现多处核心部件被故意更换成劣质品。

  1925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日方撤资变得更仓促。1月，三井突然宣布解除与铁厂的所有技术合作协议。两个月后，最后一批日本技术人员离开汉阳。临走前，他们销毁了大量技术档案，这中间还包括高炉改造的核心设计图纸。

  1926年上半年，三井最终以280万日元的价格将其股份转让给一家英资公司。这样的价格仅为其实际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但三井在此前近30年间从铁厂获得的利润，已超越了投资额的数十倍。

  值得注意的是，三井撤离后，铁厂的生产能力急剧下降。1926年的月产量跌至4000吨，不到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资料，多数设备无法正常维护，导致频繁发生故障。

  1926年末，在北伐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这座曾经的＂东方第一炉＂已经奄奄一息。厂区内，三座高炉仅有一座在勉强运转，工人数量也从最多时的6000人锐减至1500人。日本资本的全面撤离，不仅带走了技术和资金，更带走了这座近代工业象征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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